《南史》列传·卷七十二 翻译 [原文]

　　《易经》说：“考察礼仪文化，以此教化天下。”孔子说：“舜的礼义文化多么光明灿烂啊。”自汉朝以来，做文学的人历代都有，大的参与制定宪章典诰，小的则抒发自己的心灵感受。至于制定礼乐治理国家，了解古今记述善恶，舍弃文学便没有其他方法。因此圣王在上时，万民敦睦欢悦。所以说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自从晋朝中原大乱，五王南渡，从事文学的人，一直都不缺少。到了梁朝，这股潮流更盛，这是由于当时的君主本人儒雅，酷爱文学，所以有才气的人，灿然汇集在一处。当时武帝每到一处，总是命群臣赋诗，做得好的便赏赐金帛。因此作官的人，都知道勉励自己上进。等到陈朝继起，赶上天下乱离，虽说也加以鼓励，但昔时的文雅之风终于衰颓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“贤人没有了，国家也就要灭亡了。”岂不是金陵的气数将在三百年时终止吗？不然，何至于如此呢。《宋书》不立《文学传》，《齐书》、《梁书》都有此栏目。如今把它们连缀起来并作序，著成这篇《文学传》。

　　丘灵鞠是吴兴郡乌程县人。祖父丘系，官秘书监，父亲丘道真，作护军长史。

　　灵鞠从小爱读书，善写文章，州里征召他作从事。到领军沈演之处报到，演之说：“从前我作州从事，到领军谢晦处报到，宾主坐的位置正和今天一样，你将来也会和我现在的位置一样。”后逐步升迁为员外郎。

　　宋孝武帝的殷贵妃去世，灵鞠献挽歌三首，其中有：“云横广阶..，霜深高殿寒。”孝武帝对这两句叹赏不已。后来作乌程县令，不得志。泰始初年，犯了事被限令数年不得作官。褚彦回作吴郡太守，对别人说：“北郡的才子只有丘灵鞠和沈勃而已。”于是向朝廷启奏介绍他。明帝让他著《大驾南讨记论》。过了很长一段，委任他为太尉参军。升明年间，作正员郎，兼中书郎。当时正是宋帝禅让，齐高帝让灵鞠负责诏令文书。建元元年(479)，改任中书郎，下诏让他主持东宫书写工作。曾有一次东回故乡，到司徒褚彦回家告别，彦回不起身，说：“近来脚病加重，再也起不来了。”灵鞠说：“脚病真是大事，您是一代重臣，不可再担任您不能胜任的职务了。”他就是这样强硬严刻。他不讲求仪容礼节，只求高兴舒适。不久又主持修国史。

　　齐武帝即位，任通直常侍，不久主持东观祭酒。灵鞠说：“人们作官都希望屡次升迁，让我作一辈子祭酒我都没什么遗憾。”永明二年(484)，兼作骁骑将军。灵鞠不乐意任武职，对别人说：“我应该回家乡把顾荣的墓扒了。江南地方数千里，风流才子都出在这里，顾荣突然招引一些乡巴佬南渡，挡了我们这些人的道儿，真是死有余辜。”

　　灵鞠好饮酒，爱评论褒贬别人。一次在沈深家作客，见到王俭的诗，沈深说：“王俭文章大有长进。”灵鞠问道：“比我没长进时怎么样？”这话传到王俭耳朵里。灵鞠在宋时文章名声很大，入齐以后名气渐衰又仪表不整，披头散发松松垮垮，不理家务。王俭对人说：“丘公作官不见升迁，文才也走下坡路了。”灵鞠作长沙王萧晃的车骑长史时去世。著有《江左文章录序》，起于太兴年间，止于元熙年间，文集当时流行于世。

　　丘迟，字希范，八岁就会诗文。他的父亲丘灵鞠常说：“诗文气骨像我。”黄门侍郎谢超宗、征士何点在看到之后都很感诧异。齐时，丘迟以秀才出身，累迁至殿中郎。梁武帝扫平建邺，召他担任骠骑主簿，对他很是礼遇。当时劝进为梁王以及各种特殊礼遇的诏文，都是丘迟所写的。梁武帝登基之后，丘迟迁任中书郎，待诏于文德殿。当时梁武帝写《连珠》，诏令群臣几十人续作，以丘迟的文辞最美。因事被免职，便献上《责躬诗》，皇帝以宽和的文辞作答。

　　后来丘迟出任永嘉太守，在郡时不称职，被有关部门弹劾。武帝爱惜他的才能，把这份弹劾的奏书压下了。天监四年(505)，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征魏国，任命他当谘议参军，领记室。当时，陈伯之在江北，和魏军一起抗拒梁军，丘迟写信劝喻，陈伯之便归降了。回京后，丘迟官拜中书侍郎，又迁任司空从事中郎，死于任上。

　　丘迟的文章华丽俊美，当时有钟嵘写《诗评》，书中说：“范云婉转清便，如流风回雪。丘迟点缀映媚，似落花依草。虽取贱文通，而秀于敬子。”

　　卞彬字士蔚，济阴冤句人。祖父卞嗣之，作中领军。父亲卡延之，二十岁作上虞县令，刚强有骨气。会稽太守孟靑像对待一般下属县令那样节制他，时间长了他不能忍受，把官帽扔到地上说：“我之所以受你的气，只是因为这顶帽子罢了，今天已经还给你了。你靠着当世功臣门第，而傲视天下国士。”拂衣而去。

　　卞彬高超有才华，但多与时世不合。齐高帝辅政，袁粲、刘彦节、王蕴等人不附和他，而沈攸之又举兵造反。后来袁粲、王蕴虽然败亡，沈攸之还在。卞彬认为高帝不能成事，于是对他说：“最近听到有民谣说‘可怜可念尸著服，孝子不在日代哭，列管暂鸣死灭族’，您可听说过吗？”当时王蕴正为父亲服丧，和袁粲一起被杀，所以说是“尸著服”，“服”者，“衣”也。“孝子不在日代哭”，为一个“褚”字。卞彬认为沈攸之得志，褚彦回要失败，所以说“哭”。“列管”指姓萧的。高帝听了很不高兴，等卞彬退出后，高帝说：“这民谣是卞彬自己编造的。”后来卞彬曾在东府城谒见高帝，高帝当时作齐王。卞彬说：“殿下把东宫作王府，就把青溪作为鸿沟吧，鸿沟以东为齐，以西为宋。”于是就诵《诗》一首：“谁谓宋远，..予望之。”这样就大大逆了齐高帝的心意，因此被搁置了好几年，不能作官。于是他就模仿赵壹《穷鸟赋》作《枯鱼赋》来表达自己的心情。

　　后来作南康郡丞。卞彬很爱饮酒，放荡不羁。既然不能作官，就写了《蚤虱》、《蜗虫》、《虾蟆》等赋，都明显有所影射攻击。其《蚤虱赋序》中写道：“我生活贫困，布衣十年不做新的，一件棉袍，一辈子就只靠它来度过寒暑，没有替换的。体弱多病，生活懒散，睡觉围着破棉絮，还不愿起来。加上禀性懒惰，懒得收拾这张外皮，洗涮不勤，难得沐浴，四肢毛烘烘的，添了很多臭气，所以苇席蓬松，纷乱处蚤虱成群。浑身奇痒难忍，皮肉无时不受熬煎，在身上抓挠捉掐，整天手都不闲着。虱子们有谚语说，‘早上出世晚上就能抱孙子’，像我这儿的虱子，没有洗澡的顾虑，没有死亡的忧愁，平安聚集在旧衣破裤之中，又不勤于捉捕，于是子子孙孙，繁衍三十五年了。”所说的都有实指。又作《禽兽决录》，评论禽兽说：“羊的本性邪恶而凶狠，猪的本性卑劣而轻率，鹅的本性顽固而傲慢，狗的本性奸邪而爱显露。”都是指斥权贵。其中羊邪恶凶狠，说的是吕文显；猪卑劣轻率，是说朱隆之；鹅顽固傲慢，是指潘敞；狗奸邪爱显露，是指文度。他就是如此奇特。《虾蟆赋》说：“挂青拖紫，名为蛤蟆。”世人说比喻令仆。其中又有：“蝌蚪惟惟，群浮..水，从早到晚，蠕动如鬼。”比方令史谘事。他的文章在社会上流传。后来历任尚书比部郎，安吉县令，车骑记室。卞彬生性好饮酒，用葫芦瓢和木元子皮作酒具。戴一顶帛冠，十二年都不换。用大瓦壶作火笼，所用的器具大都怪异与众不同。自称叫卞田居，妻子叫傅蚕室。有人问他：“你一点儿也不注意节操，官禄怎么能升上去呢？”卞彬回答：“如果掷五木子，掷十次都不发市，难道是掷得笨拙吗？我喜欢掷，现在正是到了这个地步。”后来作绥建太守，死在任上。

　　王智深字云才，琅邪临沂人。小时候跟陈郡谢超宗学写文章。爱饮酒，笨拙迟顿缺少风度。在齐朝官作豫章王大司马参军，兼记室。

　　齐武帝让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沈约想立袁粲传，请示武帝。武帝说：“袁粲本是宋家忠臣。”沈约又记载很多宋孝武帝、宋明帝不光彩的事。武帝派人告诉沈约说：“孝武帝的事迹不许这样败坏，我从前也曾在宋明帝手下做事，你要考虑一下为尊者讳恶的道理。”于是很多都被删除。又下诏让智深撰《宋纪》，在芙蓉堂召见他。赏赐衣服，提供住处。智深向豫章王哭穷，豫章王说：“你得把书写成，就会论功行赏。”书写成三十卷。武帝后来在睿明殿召见智深，令他写成章表奏上，表还未奏上武帝驾崩。隆昌元年(494)，朝廷下诏索要他的书。智深转任竟陵王司徒参军。后免官。

　　家贫无人馈赠，曾挨饿五天没有饭吃，挖苋菜根充饥。司空王僧虔和他儿子王志分给他衣食。死在家中。

　　祖冲之字文远，范阳遒人。曾祖父祖台之，是晋朝的侍中。祖父祖昌，是宋代大匠卿。父亲祖朔之，为奉朝请。

　　冲之爱考查古事，思维机敏。宋孝武帝让他作华林学宫侍从，赐给房宅车服。起初官作南徐州从事、公府参军。

　　当初宋元嘉年间，用何承天所制定的历法，比古时十一家都精密。而冲之认为还是粗疏，就又造了新历，并上表奏明。孝武帝让朝臣中精通历法的和他论辩，都驳不倒他。恰逢孝武帝死未能施行。

　　历任娄县令，谒者仆射。当初，宋武帝平定关中，缴获姚兴指南车，只有外形而无内部机关。每当行驰时，得让人在里面转动。升明年间，齐高帝辅政，让冲之考查研究古时的制造法。冲之改造了铜制机械，于是车子随便转动，指示方向却始终如一，自马均以来还没有过他这样的巧匠。当时有北方人索驭駘也自称能造指南车，齐高帝使他和冲之各造一辆，让他们在乐游苑进行比试，结果索驭駘的差得很远，就把他的给烧了。晋朝时杜预有创造才能，曾造欹器，结果改动三次都未成功。齐永明年间，竟陵王萧子良好古，冲之造了欹器献给他，和周代太庙中的没有两样。文惠太子在东宫，见到冲之的历法，奏请齐武帝施行。不久太子一死这事又搁下了。

　　冲之调任长水校尉，兼任原职。他写了《安边论》，想让朝廷实行屯田，扩展耕地。建武年间，齐明帝想派他去巡行四方，兴办一些对百姓有利的事业，赶上连年战争，最终未能成行。

　　冲之通晓乐律和博戏，是当时一绝，无人能与之匹敌。因为诸葛亮造有木牛流马，他就造了一种器械，不借风力水力，启动机关就能自己运行，不需人力。又造千里船，在新亭江试航，日行百余里。在乐游苑造水碓磨，齐武帝曾亲自去观看。又特别长于算术。永元二年(500)去世，年七十二。著有《易老庄义》，注释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注《九章》，编撰《缀述》数十篇。

　　钟嵘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，是晋朝侍中钟雅的七世孙。父亲钟蹈，为齐朝中军参军。

　　钟嵘和哥哥钟山元、弟弟钟屿都很好学，思维有条理。钟嵘在齐永明年间为国子生，通晓《周易》。卫将军王俭作国子寺祭酒，对他很赏识，常与他交往。建武初年，作南康王侍郎。当时齐明帝爱亲自过问细小的事务，公务也繁多，于是各郡县以及中央各部门的日常公事，无不是争相启奏朝廷，等候皇上裁决。文武官员任命都不归吏部，于是各凭势力互相推举提拔，君主的事务很繁忙。钟嵘就上书提出：“古时候贤明的君主职责在于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官职；三公也不管具体事务，只是陪君主谈论大政方针，具体事务都靠九卿办理，天子只须保持自己的尊严面南称孤就行了。”奏章递上去，明帝看了不高兴，问太中大夫顾詗说：“钟嵘是谁，想管理我的事务，你认识他吗？”顾詗回答：“钟嵘虽然职位不高没有名气，但所说的有可采纳之处。况且繁琐的日常事务，自有各部门去办，现在人君把它们都包揽起来亲自处理，这样人君就越来越忙而人臣越来越安逸，这就是所谓的代厨子做饭替木匠砍削啊。”明帝不接茬儿把话岔开。

　　永元末年，任司徒代参军。梁天监初年，制度虽有改革，但未能革除前朝所有弊端，钟嵘上书说：“自齐永元年间天下动乱，滥置冗官，没上过战场就能得军功，作官靠的是行贿。送点儿钱财就能位居九卿，一封拍马屁的书信就可取得校尉。骑都塞市，郎将填街。以至于有了官宦的身份，却还在干仆役的行当，名实混淆，莫此为甚。我认为永元时的军官都是出身寒门，作皇帝的文职侍从，因此而得爵位，应把他们全部罢免，以惩戒那些靠侥幸不走正道向上爬的人。至于出身小吏的寒门中人，应根据他们的门第授官，不能因为有军功就让他们占据士族们的官位。像那些混杂在北来侨民中的门第低下的人，应主要加以安抚，而严格限制他们的官禄，杜绝他们妨害士族作官的正途，只给予他们虚职就行了。”梁武帝交付尚书省施行。

　　衡阳王萧元简出京作会稽太守，召他作宁朔记室，专管文字工作。当时有隐士何胤在若邪山建房舍，山洪暴发，拔树漂石，他的房屋却安然保存。元简让钟嵘作《瑞室颂》来表彰何胤，文辞十分典雅华丽。又改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。

　　钟嵘曾请求沈约为他传播声誉，沈约不答应。等沈约死后，钟嵘把古今之诗分品级加以评论，指出它们的优劣，其中说“纵观沈休文各类诗文，以五言诗最优。齐永明年间，竟陵王萧子良爱好文学，王元长等人也都尊崇依附沈约。当时谢月兆的诗还不够遒劲，而江淹才气已尽，范云的名声地位又低微，所以他得以独霸文坛。因此他的文辞比范云周严，意蕴却浅于江淹。”这是追念旧时的怨恨，以此来报复沈约。不久死于任上。

　　吴均字叔庠，吴兴故鄣人。家世寒贱，吴均好学有才气，沈约曾见到吴均的文章，很是赞赏。梁天监初年，柳恽作吴兴太守，召吴均任主簿，每天带他一块儿赋诗。吴均文体清新超拔，有古人气韵，一些好事的人就模仿他，称之为“吴均体”。吴均曾感到不满，就对柳恽赠诗告辞，过些日子又回来，柳恽还像以前那样待他，并不记在心上。把他推荐给临川靖惠王萧宏，萧宏在武帝面前称赞他，当天武帝就把他召入宫内赋诗，对他很满意，让他作待诏著作，后来逐步升迁为奉朝请。

　　先前，吴均想通过著史书成名，打算撰写齐代史书，向朝廷求借齐朝帝王的起居注和关于群臣的记录材料，武帝不答应。于是就私自撰写《齐春秋》进呈朝廷，书中称武帝曾为齐明帝辅佐，武帝恼恨他如实记录，便说此书不符合事实，派中书舍人刘之遴责问他数十条，他竟支支吾吾答不上来。于是武帝下令把他的书交有关部门烧了。吴均也因此被免职。不久又下令召见他，让他撰写《通史》，起自三皇，止于齐代。吴均已经草拟出本纪、世家，只有列传还未写成，便去世了。

　　吴均注范晔《后汉书》九十卷，著《齐春秋》三十卷，《庙记》十卷，《十二州记》十六卷，《钱塘先贤传》五卷，《续文释》五卷，文集二十卷。

　　刘勰字彦和，东莞莒县人。父亲刘尚，作过越骑校尉。刘勰早年丧父，一心求学。因家贫不曾娶妻，到寺里依靠和尚僧佑生活，因此能博通佛教经典，于是把它们分门别类，抄录下来定出次序。定林寺的经藏，就是刘勰所勘定的。

　　梁天监年间，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当时朝廷宗庙的祭品已经用瓜果，而春秋两次郊祀农神却还用牲畜。刘勰就上奏提出郊祭应与庙祭相同。武帝下诏把他的奏议交尚书省讨论，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。改任步兵校尉，仍兼舍人之职。他深为昭明太子喜爱。

　　当初，刘勰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评论古今文体，其序言说：“我在三十多岁时，曾在夜里梦见捧着丹漆礼器，跟随仲尼南行。醒来后高兴地说：‘真是伟大啊！圣人出现多么不容易啊。是圣人给我托的梦吧。自从有生灵以来，没有人比孔夫子更伟大了。’宣扬赞美圣人之意，都不如注经重要，但马融、郑玄等大儒已经把它发扬光大，阐释精微，即使还有人有深刻理解，也难成一家之言。只有文学作品的作用，可谓是经典的枝条，五礼凭它助成，六典靠它推行。于是就握笔磨墨，开始评论为文之道。共著成文章四十九篇。”书成之后，并未被当时名流所赞许。刘勰想让沈约给评价一下，又没门路见沈约，于是就背着自己的书等候沈约的车子经过，样子像是个小贩。沈约拿去读了后，大为赏识，认为它深通为文之道，就常把它放在自己书桌上翻看。

　　刘勰的文章长于佛经义理，京城里寺塔及名僧碑讠志，一定都要请他撰文。朝廷下诏让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写经证。写成以后，就要求出家，先烧掉胡子头发以表明意志，皇帝下诏批准，于是就改换僧服，改名叫慧地。

　　评论：文章，可说是情感的标志，精神的乐律。潜藏的思绪，蕴含的萌想，在内心酝酿激荡，纵情挥发写在纸上，格调意境便自然生成。它们无不带有灵性，各自好尚不同，技巧各异，见解感悟也多种多样，心灵感应没有外象表露，但却变化无穷。弹奏五声的音响，而出言语句相异，描绘万物的情貌，而下笔形状不同。从心灵奔畅而出，宣示在书帛上。或许它不能穷尽所有的要言妙道，然而它使人心解脱束缚的特性，始终养育着勤奋好学之士，因此古代的贤明之人，都爱在这项上下功夫。至于像丘灵鞠等人，有的能够承传文学事业，有的对此矢志追求，虽然在仕途上有得意有不得意，但他们的名字却能流传下来不被磨灭。